谁动了你的吃饭权？

谁动了你的吃饭权？

食堂对于大学生的意义正在改变。

曾经，食堂既可以温饱年轻人的胃，还可以安慰孤独者的心，是无数大学美好故事的开端。现在，“百兆宽带，能叫外卖”的宿舍才是大学生们最喜欢待的场景。

矛盾来了，食堂会甘心“失宠”吗?虽然这有些杞人忧天。

新闻中常听到食堂与外卖之间的长久战争：某时，某地，某高校，“禁止外卖入校”。讽刺的是，外卖本身就为方便师生吃饭而诞生于大学校园。

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争斗，其中没有胜者。食堂丢了口碑，外卖平台丢了生意，学生和老师丢了方便。“合作共赢”才是互联网时代的属性，但却总是有利益这个“拦路虎”，将共赢这个选项抛至一边。

一

5月，“海南大学禁止外卖进入校园”一事登上热搜。

有学生发微博称，学校突然下发通知，不允许外卖进入校园，同时，还开始针对附近商业街上的小卖部和小吃店进行整治。

“每栋宿舍楼下都有管理员和学生干部检查，如果我们带外卖进宿舍，外卖会被没收，还会被处罚。”有学生说，不少人为了表达抗议，在40度的高温下前往学校门口拿取外卖，然后马上在墙边阴影里吃掉。

这样的热度，再次让人们聚焦到学校食堂与外卖的长久纠纷上。

据《北京青年报》2015年11月报道，当时北京已至少有8所高校禁止外卖进校园。现在，北京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外卖可以进入以外，其他学校对外卖进入的管理都十分严格。以首都经贸大学举例，外卖骑手进入必须每次登记身份证。

2016年7月，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体育学院等高校，都纷纷划立了“外卖禁区”——范围通常是学生的宿舍区。

上述纠纷大部分是学校占上风。但从去年开始，冲突变得激烈了。

2018年11月12日，闽江学院开始执行“外卖禁令”，当天中午，食堂爆满，有学生在午休结束还没吃到饭，通过网络，他们纷纷表达不满。而商家也站了出来。

据报道，当天，闽江学院校方在学校东南西北四个门口安排了保安，严格排查校外车辆，外卖车辆被禁止入校。而中午时，有七八十家外卖商家来到校园外，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凭学生证就可以领取。

这种激烈的对抗，几乎让人以为外卖和食堂是天生对头。

其实，现在的几大外卖平台，几乎都起源于大学校园，它们的自我定位是食堂的补充，而不是颠覆者，也从未将食堂当做对手。

二

大学食堂曾是伟大的改革者，在中国重新定义了食堂。这要从食堂的成长史说起。

在唐人的笔记中，唐太宗李世民推动了政府食堂的创建。

据说，李世民偶然发现，因为上朝时间早，一些官员来不及吃东西，有人就半道买些吃食，站在宫门下大嚼，实在有失官员体面，于是，就在皇宫的廊庑下为官员们准备了早餐。

这启发了各级衙门。唐朝时，官吏们开始在官署办公，定时上下班，午休时间不长，有些官吏吃午餐时，要么靠家人做好后送来，要么自己随身带一个食盒，家境富裕的有时会出去吃馆子，家境贫寒的，则干脆省了这一顿。

这样一来，官员们用餐时间不一，用餐时间长短也不一，午后的办公时间就无法统一，当皇帝发明了公费早餐后，各级衙门干脆弄出了免费的午餐，创建了公厨，依据当时的习惯，还是分餐制。

每人一个食盘，里面盛放着各色菜肴，又有木制饭桶一只、白锡酒壶一盏。

据记载，盛唐时期这顿午餐丰富，但等级森严，依照官员品级，四至五品的标准是菜肴七盘，细米两升或面食两升三合，羊肉三分，饭后消食的瓜果两瓣，高级官员还有美酒一升半。

这标准看起来在2019年也毫不落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食堂”都是面对“官差”的，这既是特权，也是奖赏。

正是学校食堂，让人人平等的现代食堂制度在中国出现。就像教育本身一样，现代食堂天然带有平权的属性，不论身份，不论年龄，食堂大妈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它还是一个极佳的交流场所，可自由组合，也可坚守自我。

此后，中国人经历过很多食堂：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曾经带来公社食堂，“吃饭不花钱”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现实。在城市，国企的普及也让食堂遍地开花，工厂出大头，工人出小头，整整几代中国人都在食堂中吃饭，双职工的家里几乎不开火。

“食堂饭菜好不好，过年福利多不多”成了衡量一家国企效益的最直接准绳。在所有高校，食堂都成了学生们能吃饱饭的最后保障，也成为一段段美好故事的开端。

三

随着经济发展，也随着互联网的成长，现代大学生的需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热衷于文学，通常需要线下的场景来聚会，来交流，而食堂就有这样的属性，另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饭才是第一要务，吃什么不重要。

本世纪的大学生不一样，移动互联网带来去中心化和个人崛起，游戏、音乐、社交，并不需要在某一个特定的线下场景完成，与此同时，从未经历过饥荒的新一代中国人对于饮食有着更高的要求，比如多样、精致、方便。

这甚至延伸出一个新的概念，“吃饭权”，财经无忌对此的解释是，“选择自己吃什么的权利。”

外卖送餐服务应运而生，促成了餐饮行业从未经历过的活力改革，并迅速扩散至全社会，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晚上10点，饿了，食堂早就关门了，也懒得下楼去。打开手机，在烧烤和炸鸡中做出艰难的选择，下单，付钱，等待。一集美剧还没看完，外卖到了。”

这样的生活，在过去的大学生看来无法想象，但它确实方便了大学校园里的很多人，不光是学生，还有老师。

相比于外卖，食堂的初衷是好的，它可以通过管理开闭时间，来管理人员的工作和空闲时间，来提升工作效率。

它是一个绝好的交流场景，带有“平权”的精神内核，有助于员工联络感情。它还是福利的一部分，要知道，哪怕到了2019年，“有食堂”依然是许多公司招徕员工的亮点之一。

但作为一个封闭的利益体，它有自己的局限性，还带有腐败的可能性。最简单的腐败是“权力寻租”。

关于食堂，人人都知道两件事。

食堂大妈不能得罪，手一抖，就能抖掉两块肉。承包食堂是肥差，但你得有关系。

这不仅仅是猜疑，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残酷的事实。

2019年2月，在中国裁判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文书网中发布的刑事裁定书中，原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上述单位和个人在等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达100多万元，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同样，在上海海洋大学，原副校长李延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其中就有让学校高价买下经营不善的食堂并负担亏损犯受贿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

在这样的事件中，从校领导，到承包商，从具体经办人，到食堂大妈，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种“食堂”天然就有进攻性，也有挥舞“行政处罚”大棒的欲望。

进攻的目标从学校的小卖店，到学校周围的小吃部，再到骤然兴起的外卖。

四

“权力寻租”源于简单粗暴的管理办法，其实“求变”对于食堂来说，未必是坏事。

互联网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与其寄望于令行禁止，还不如尝试合作与改变。

食堂和外卖，本就是不同需求下的产物，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天然带有合作的基础，如果食堂愿意跟拥有技术、数据、用户基础的外卖平台合作，开通自己的网上订餐服务，那么不光可以错开用餐高峰流量，提高用餐效率，还可以深度把握用户需求，快速更新迭代。

当然，如果外卖服务可以对接食堂商家，那就可以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可以更加便捷、迅速，“小范围的细分市场”甚至可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帮助一些学生提高业余时间利用率。

实际上，在学校对外严防死守的时候，已经有人从内部瞄准了这块商机。

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生苗士强，2018年毕业后，与同学一起创业，注册了校园外卖服务公司，合作对象，正是学校食堂。他给在校学生送餐，带来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学生得了方便，不用求室友带饭也能解决吃饭问题;食堂得以改善，甚至通过数据改善了供应链，减少了浪费，提高了服务;学校也得到了安心，还在网上获得了赞赏。

现在，有的上海高校学生已开始自主研发外卖机器人，并尝试让机器人在学生生活区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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